【满洲族～满洲国】1900年俄国屠杀手无寸铁的江东六十四屯居民

[导读]当妇女们把她们的孩子抛往岸上，而且乞求至少能搭救她们的孩子时，哥萨克却逮住这些婴儿，挑在他们的刺刀上，并将婴儿们割成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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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01期 原题为：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研究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沙俄在远东推行野蛮的“俄罗斯化”政策，在大批移入俄罗斯人的同时，残酷地灭绝土著民族并迫害、驱赶中国居民。如何对待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人，逐步成为沙俄当局的一个“问题”。
这一事件本来是沙俄侵华军事行动引起的，但是格里布斯基却以中国军队炮击海兰泡为借口，对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和平居民举行血腥的大屠杀。
鉴于海兰泡市紧张的备战形势，中国居民的代表请示格里布斯基，中国居民是否要撤离，格里布斯基伪善地保证“决不允许和平的外国人受到骚扰”。中国居民信以为真，结果上了大当。
七月十五日，格里布斯基下令禁止中国人渡江，并扣留所有的渡船。接着市警察局开始“一无例外”地逮捕所有的中国人。十六日，全副武装的哥萨克和义勇兵闯入中国人的住宅和商店，不分男女老幼一齐押走，就连“怀抱的婴儿也被强拉了出来”。
十七日清早，俄兵将所有被押的中国人赶到上布拉戈维申斯克村，名曰“渡江”，实际上是将被捕者赶进江中活活淹死。据刽子手的叙述和目击者的记载，当被押送的队伍到达目的地时，“手持刺刀的俄兵将人群团团围住，……把河岸那边空开，不断地压缩包围圈。军官们手挥战刀，疯狂喊叫：‘不听命令者立即枪毙！’……人群象雪崩一样被压落入黑龙江的浊流中去。有的想拚命拨开人流，钻出罗网；有的践踏着被挤倒的妇女和婴儿，企图逃走。这些人或者被骑兵的马蹄蹶到半空，或者被骑兵的刺刀捅翻在地。随即，俄兵一齐开枪，枪声、怒骂声混成一片，凄惨之情无法形容，简直是一幅地狱景象。”“当妇女们把她们的孩子抛往岸上，而且乞求至少能搭救她们的孩子时，哥萨克却逮住这些婴儿，挑在他们的刺刀上，并将婴儿们割成碎片。”经过这场血腥的屠杀，中国人“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岸上“堆积如山的‘尸体’，大都是气息未绝的活人”，他们都被“一古脑儿地投入江流”，水面又浮起一层半死的人筏，翻滚着向东流去。
目睹这场大屠杀的人，无不感到“毛骨悚然和为之心碎”。就连屠杀者也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一个俄国义勇兵说，“杀人的一方，完全灭绝人性，他们不是魔鬼，便是畜性。在人世间竟能看到如此惨景，…简直就是一场恶梦。如果被杀的人都是些还有挣扎能力的男子的话，也许不会如此凄惨”，但是当看到“一些紧搂婴儿企图逃脱的母亲被纷纷刺倒，从怀中滚落的婴儿被碾得粉碎时”，“只有那些完全没有人性的野兽才能禁得住！”

江东六十四屯位于精奇里江口南至霍尔莫勒津屯，黑龙江左沿岸地带，“南北一百五十里许，东西八十里许”。[1]这里的村庄是由清政府在清剿雅克萨沙俄侵略者时设立的军屯点发展起来的，通称江左旗屯。人们又习惯于以屯数命名，记载中出现过“二十八屯”、“三十余屯”、“四十三屯”、“四十八屯”等名称。[2]惨案发生前，这里有六十四个村庄，又地处瑷珲江东，故称瑷珲江东六十四屯。
江东六十四屯的居民由汉、满、达斡尔族组成，据俄国当局一八八一年调查，“中国臣民达一万四千人，其中汉人八千六百人，满族四千五百人和达斡尔族九百人……共一千二百六十六户。”[3]达斡尔族居住在六十四屯东部和南部，满族集中在瑷珲对岸上下一带，汉族分散于六十四屯各处，或单独成村，或和满族、达斡尔族混合居住，其中绝大多数是山东和山西的移民。[4]满族和达斡尔族在语言、服装和风俗习惯上与汉人基本相同，“同时讲话彼此都懂”。[5]三个民族都从事农耕，种植大豆、小麦、小米等作物；酿造烧酒，畅销黑龙江两岸；所需布匹和农具靠江右供给。居民人数，自一八八一年之后，俄方未进行过统计，一直沿用一万四千人这一数字。中国有关记载为七千余人或万余人，显然不是居民达到的最高数字。[6]据《阿穆尔报》负责人的估计，惨案发生前居民为三万五千人，除去临时居住的矿工等流动人口一万五千人，原有居民约二万余人。[7]
一八五八年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规定，中俄由额尔古纳河沿黑龙江至海口划界，右岸属中国，左岸属俄国；“黑龙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著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8]据此，中国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划归了沙俄，只保留了六十四屯中国居民的永久居留权和中国政府对这些居民的永久管辖权。
中国在丧失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保留了一点残存的权利，固然是中方代表据理力争的结果，但俄方代表同意保留，主要是考虑自己利益的需要。俄方谈判代表彼罗夫斯基说，“允许目前居住在左岸的中国居民居住一段时期”，“这对我们不但没有任何害处，相反，会有好处”，因为“我们的移民还需要他们的粮食”。[9]这段话不仅道出了沙俄允许保留六十四屯居民的居住权的真实原因，而且暴露了沙俄侵略者的极端虚伪性。他们在条约上信誓旦旦地保证“永久居住”，暗地里仅仅是允许居住“一段时期”。可以说从瑷珲条约签订之日起，江东六十四屯就隐伏下了严重的危机。
瑷珲条约签订后，沙俄加紧向黑龙江左岸移民，仅一八五八年就移入二千三百五十人，到一八六一年阿穆尔地区居民达一万三千六百二十九人。[10]移民以哥萨克和退役士兵为主，农民很少。例如一八六〇年移入男女农民共五百四十二名，而供“补充哥萨克军队”的人员达三千四百一十一人。[11]农民仅占移民总数的百分之十三点四。可见这一时期的移民主要是保证军事占领的需要。移民们不但不能为驻军提供给养，而且连他们自己的口粮还需要伊尔库茨克的承包商运来。[12]这种运输远不如就地补给便宜和及时，而江东六十四屯“年产诸粮，富甲全省”，很自然地成为沙俄殖民者们粮食的供应地。法国历史学家雨拉指出：“在这个地区半野蛮的俄国人当中，这些中国人是仅有的文明成分，他们是当地仅有的农民、园丁和工匠。没有他们，（俄国人）连生存几乎都是不可能的。”[13]正是这种经济上的依存关系，沙俄当局才在“一段时期”内允许六十四屯存在和发展。
苏联历史学家普罗霍洛夫无视以上历史事实，说江东六十四屯相当于中国的“租借地”，对俄国是“不平等的”，[14]似乎中国居民居留权和中国政府的管辖权是中国强加给俄国的治外法权，这就从根本上颠倒了俄中之间侵略与被侵略的原则界限。六十四屯原是中国固有领土。我六十四屯人民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开辟了自己的家园，理所当然地应当在这块土地上永远生息繁衍下去。俄方谈判代表同意保留中国居民的永远居留权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且事实上这些居民确给俄国殖民者以巨大的经济利益。它与帝国主义国家在国外强占的租借地毫无共同之处。普罗霍洛夫所谓“租借地”之说，无非是妄图证明沙俄霸占江东六十四屯的强盗行径，反而是“正义”的。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沙俄在远东推行野蛮的“俄罗斯化”政策，在大批移入俄罗斯人的同时，残酷地灭绝土著民族并迫害、驱赶中国居民。如何对待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人，逐步成为沙俄当局的一个“问题”。

一八八二年以前，沙俄每年平均移入远东的人数为六百零一人，而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九年每年平均达四千零七十六人。[15]且军役人员比例下降，农民比例大增。一八八三至一八九三年移入阿穆尔省的农民达一万二千七百九十八人，占移民总数百分之八十六点七九。[16]一八九四年阿穆尔农业人口增至三万一千八百五十四人。[17]农民增加，对耕地的需求量加大。阿穆尔省虽地域广大，但大都是森林、莽野和沼泽地，只有黑龙江上游和中游沿岸地带适于耕种。六十四屯这片肥田沃土就成为沙俄殖民者侵夺的对象。在这段时期，沙俄的学者、官员和军官们纷纷到远东调查和中国居民带来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当俄国居民数量还很少的时候”，中国人“是开发本地富藏的唯一劳动力”，[18]但随着“俄罗斯农业人口和一部分工业人口的增加”，中国人所带来的好处“将自然而然地消失”；[19]特别是“鉴于政治原因”，使中国人“离开愈快”，远东地区的“俄罗斯化也就越迅速”[20]。
在这片叫嚣声中，沙俄殖民者大肆蚕食江东六十四屯的土地。一八七九年占去段山屯草甸、牧厂（场）；一八八三年占去“垦地二百四十余垧”，“荒地四十余里”。[21]在沙俄的步步紧逼下，六十四屯的面积缩小为长约一百四十华里，宽约四十二华里，约一千六百平方公里。[22]
九十年代初，沙俄将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和移民“联为一气”，移民如潮水一样涌向东方，“至一千九百年每年增至五万”。[23]海兰泡市的人口从一八九四年的二万余人，至一九〇〇年增至四万人，六年中增加了一倍。从而使阿穆尔省的土地问题更加尖锐，于是沙俄当局设法霸占六十四屯的土地，用以安插移民。一八九四年沙俄官员马丘宁提出彻底解决“结雅河畔（即江东六十四屯）满洲人”问题的报告，说一八六〇年的北京条约取消了中国政府对六十四屯居民的永久管辖权，如果认为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六十四屯中国居民“不但不受有关俄国臣民的法律，而且，也不受有关居住在俄国土地上的外侨的共同法律的约束，则是勿需证明的牵强附会。”[24]为此，他建议阿穆尔当局“应当毫不迟疑地公布北京续增条约”，对六十四屯中国居民“进行登记”，使他们“服从俄国的法律”。[25]同时，他还认为“无论瑷珲条约，还是北京条约，都没有规定中国人可以无偿利用划归俄国的土地的权利”，要求当局“立即着手将他们迁移出境的同时，向他们征收人头税和土地税，总共每年可得不下十三、四万卢布”。[26]马丘宁的方案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一取消中国政府对六十四屯居民的管辖权，二取消中国居民的居留权，将瑷珲条约的有关规定一笔勾销。
马丘宁的报告是对北京条约的恣意歪曲。尽管北京条约与瑷珲条约一样是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是它明确规定黑龙江左岸、乌苏里江右岸“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中国人照常渔猎。”[27]所谓“照常渔猎”，当然是指中国人仍照瑷珲条约规定进行渔猎，就是说北京条约不改变以上有关地区中国人的现状。这一规定并非是对瑷珲条约的有关规定的否定，而是进一步重申了瑷珲条约的有关原则。这一点对当时中俄双方谈判代表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居民的地位没有任何变化；一直由中国瑷珲当局实行有效的管辖。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副主席谢苗诺夫在一八九五年指出，北京条约“不阻碍签订条约以前在这块领土上居住的中国臣民利用在订约前他们所利用的耕地。”[28]就是马丘宁本人在同一报告中也承认北京条约“包含了瑷珲条约的全部内容”。[29]通过逼签不平等条约掠夺中国领土是沙俄贯用的侵略手段，但它从来不以条约中所得到的利益为满足，继续通过修改条约和曲解条约以勒索新的侵略权益。马丘宁对北京条约的歪曲，只不过是其中的恶劣一例。
在马丘宁报告出笼前后，沙俄阿穆尔省当局加紧了侵吞江东六十四屯的步伐。一八九三年，沙俄官兵“直捣补丁屯”，毁酒铺三十余家，“屯中聚酒成渠”，损失“三百余万之多”。[30]此后，六十四屯了无宁日。一八九八年，沙俄官兵在各旗屯“调查人民户口、房屋产业、六畜数目”，[31]企图强行征税，实践马丘宁方案的第一步。中国瑷珲当局“拨派官兵一哨，过江保护旗屯”，被俄军强行缴械，几乎演成武装冲突。[32]此后“俄人之骄横日肆”，终于积成流血惨案。
从上可见，沙俄随着在远东推行“俄罗斯化”政策的逐步加强，对江东六十四屯从利用转为蚕食，进而准备鲸吞。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是沙俄扩张政策的必然产物，或迟或早总会发生。东北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只不过是惨案的触媒剂而已。